余秋雨《我等不到了》节选

发布: 2011-9-03 00:34 | 作者: nordica | 来源: 驴棚天下

那天,我又从国外回来,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我说:“让他们闹吧,灾难是我的宿命。”
       “也是我的宿命。”妻子说。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 ”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绘画就是绘画,我欣赏她的色彩运用,这与政治没有关系。”我说。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谦虚了!”
第三节(历险和逃跑3)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千里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睛,万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被一群豺狗围袭,难道视而不见?”
         “好,机锋很健!”杨长勋看着我说:“我同意齐先生的看法。那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反盗版宣言》。由于影响太大,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软硬不吃。正好那个姓孙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场合不清不楚地说你是他的‘当年同事’,被北大一个与你同姓的学生听到了。这个余家学生在‘文革’时还是婴儿,就凭着臆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你,说你就是‘石一歌’,结果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盗版集团一资助,更是火上加油。看那些文章,好像都打了鸡血针。奇怪的是,报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
          杨长勋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材料,逐一介绍起来——
         “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
          我看到,齐华的嘴张大了,很久合不上。他好像也没有读过这种文章。
         “这儿,湖南的一本杂志,说你在‘文革’中一跺脚,大江南北都会颤抖。”杨长勋教授翻过几页,说:“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
      “当然,胆子最大的还是南方那家周报,把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当作了代表国家总结‘文革’的最高形象,整版整版地发表据说是他家里私藏了几十年的清查档案……”
         “真是叹为观止。”齐华说:“这在别的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嘉年华?”
       我的眼睛,还看着杨长勋手上那一叠复印件,他还只翻了很小一部分。

        他瞟了我一眼,笑了:“还早着呢,再说两天都说不完。但我不说了,只想为你作一个概括。前面这些诽谤文章加在一起,给了你一个称号,叫‘文革余孽’。另外还有两个称号,一个叫‘文化杀手’,一个叫‘文化口红’。”
       “文化杀手?”我问:“这听起来更严重。”
       “这就是针对你反盗版。”杨长勋说:“你看,这是北京、广州、长沙报纸上的一堆文章,都在批判你的反盗版。他们一致认为,盗版有大功,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生的文化机制,因此是文化杀手。”
         齐华又生气了,插了一句:“这就是说,谁反抗强盗,谁就是杀手!”
         我说:“我根本还没有反抗呢,只说了几句话。”
         齐华说:“我看市面上你的书,九成是盗版。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但没有风险。”
          我又把脸转向杨长勋:“怎么又是文化口红?”
        “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
          杨长勋说到这里作了一个总结:“近几年来,整个中国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余孽、文化杀手、文化口红这三个称呼,一定是指你,没有第二人选。”
        “说完了?”我问。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更奇怪的是那个向你开第一炮的余家学生,现在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粗心,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他看着我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钟,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说:“灾难是我的宿命,我不离开中国。”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第四节(历险和逃跑4)

         “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怪事接连不断。最让我难过的是,那台黄梅戏《红楼梦》在海内外一路轰动,一到上海立即被围杀。几个文化人先挑唆戏曲界几个老人无理取闹,又欺骗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边工作的女士介入,这台戏只能停演,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