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等不到了》节选

发布: 2011-9-03 00:34 | 作者: nordica | 来源: 驴棚天下

那天,我又从国外回来,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我说:“让他们闹吧,灾难是我的宿命。”
       “也是我的宿命。”妻子说。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 ”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绘画就是绘画,我欣赏她的色彩运用,这与政治没有关系。”我说。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谦虚了!”
第三节(历险和逃跑3)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千里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睛,万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被一群豺狗围袭,难道视而不见?”
         “好,机锋很健!”杨长勋看着我说:“我同意齐先生的看法。那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反盗版宣言》。由于影响太大,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软硬不吃。正好那个姓孙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场合不清不楚地说你是他的‘当年同事’,被北大一个与你同姓的学生听到了。这个余家学生在‘文革’时还是婴儿,就凭着臆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你,说你就是‘石一歌’,结果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盗版集团一资助,更是火上加油。看那些文章,好像都打了鸡血针。奇怪的是,报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
          杨长勋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材料,逐一介绍起来——
         “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最高权力。”
          我看到,齐华的嘴张大了,很久合不上。他好像也没有读过这种文章。
         “这儿,湖南的一本杂志,说你在‘文革’中一跺脚,大江南北都会颤抖。”杨长勋教授翻过几页,说:“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
      “当然,胆子最大的还是南方那家周报,把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当作了代表国家总结‘文革’的最高形象,整版整版地发表据说是他家里私藏了几十年的清查档案……”
         “真是叹为观止。”齐华说:“这在别的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嘉年华?”
       我的眼睛,还看着杨长勋手上那一叠复印件,他还只翻了很小一部分。

        他瞟了我一眼,笑了:“还早着呢,再说两天都说不完。但我不说了,只想为你作一个概括。前面这些诽谤文章加在一起,给了你一个称号,叫‘文革余孽’。另外还有两个称号,一个叫‘文化杀手’,一个叫‘文化口红’。”
       “文化杀手?”我问:“这听起来更严重。”
       “这就是针对你反盗版。”杨长勋说:“你看,这是北京、广州、长沙报纸上的一堆文章,都在批判你的反盗版。他们一致认为,盗版有大功,是对国家出版体制的重要补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反盗版,就是在扼杀一种新生的文化机制,因此是文化杀手。”
         齐华又生气了,插了一句:“这就是说,谁反抗强盗,谁就是杀手!”
         我说:“我根本还没有反抗呢,只说了几句话。”
         齐华说:“我看市面上你的书,九成是盗版。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但没有风险。”
          我又把脸转向杨长勋:“怎么又是文化口红?”
        “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
          杨长勋说到这里作了一个总结:“近几年来,整个中国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余孽、文化杀手、文化口红这三个称呼,一定是指你,没有第二人选。”
        “说完了?”我问。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更奇怪的是那个向你开第一炮的余家学生,现在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粗心,一定是把你当作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他看着我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钟,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说:“灾难是我的宿命,我不离开中国。”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第四节(历险和逃跑4)

         “我离开上海的决心早就定了。当年评审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时被我否决的各单位人员,好像全都串连起来了,怪事接连不断。最让我难过的是,那台黄梅戏《红楼梦》在海内外一路轰动,一到上海立即被围杀。几个文化人先挑唆戏曲界几个老人无理取闹,又欺骗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边工作的女士介入,这台戏只能停演,偌大的上海一片幸灾乐祸。当时我就要走。”我说。
        至于留下一份给读者的声明,我请他们明天下午再在这里聚会讨论,我连夜写一个初稿。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有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些特殊的女性在读你的书。”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又把妓女说成是“特殊的女性”,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这时我发现,齐华整个人全变了。我拍着他的肩说:“别忘了,明天下午,还在这里!”
        齐华点点头,没有吭声。
         那天晚上我为了那份给读者的声明,想了很久。中国民众对谣言,从一开始就半信半疑,因此谣言在伪造出来的第一天就已经赢了一半。当这个谣言几度重复,一半就变成了全部,当事人自己声明“这不是真的”,没人相信。想到半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针对读者最弄不清的“文革”和“石一歌”的问题,发表一个可以执行的“悬赏”——
           一、 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章、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
           二、 一千多篇诽谤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在“文革”期间已经成人,现在又能证明他在那时也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参与过造反、夺权,完全没有参与过揭发、斗争,完全没有参与过“革命大批判”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完全没有歌颂过“文革”和样板戏,我立即支付自己两年的薪金,作为奖赏。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昨天的约定,又来到那个房间,把这份“悬赏”稿给齐华和杨长勋看了。他们都说用悬赏的办法很好,能够最雄辩地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他们又觉得第二个“悬赏”把握不大,不容易执行。“如果真有五个人在‘文革’中什么也没有做过,来领赏,你就要拿出十年的薪金,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杨长勋说。
        “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说。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有机会,发表第一个“悬赏”就够了。杨长勋说,现在读者都被那些人搅糊涂了,他要写一本书,说清来龙去脉。
         这天下午,齐华心神不定,一直抬头看窗外。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没有昨天大。一顶顶不同色彩的伞,在窗口晃过。齐华只要看到比较鲜艳的伞,总会伸长脖子看一看伞下的人。但是,那个“姜沙”今天没有来。

第五节(继续逃跑1)
          我和马兰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在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城市建设完全不像一个省会,街道上拥挤着一排排酒、烟、药的广告,密不透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走投无路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过了一阵,她说,她在剧院的领导职务被解除了。再过一阵,又说,她担任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被“选掉”了。很快,她的其他职务也像进了漏斗,全都漏光了。等到她身上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她想在剧院里做任何事都变得艰难重重。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书记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书记,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
       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她等着任何一级现任领导人找她谈话,说一个理由,或一个借口。但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来。她也不再有演出任务。外地剧场来邀请,都有人回答说她“不在”,“去上海了”。后来渐渐明白,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她自己走。只有她自己走了,才能向观众交代,是她自己放弃了剧种,放弃了家乡,放弃了观众,自己要走。
       但是,我还是和她一起在合肥家中等。这时我发现自己非常脆弱,闯荡恐怖主义地区时的胆量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居然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领导回心转意。我想,如果马兰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我就不会这么窝囊,因为她还可以在别的城市找到工作。但是,马兰是黄梅戏演员,如果一个人到了北京、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还怎么演戏?因此,要她走,等于要她彻底失去工作。我甚至设想,如果有一个管事的干部来找马兰谈话,我会抢着对他说:“我作为一个戏剧学家,太知道她在表演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在海内外拥有多少稳定的观众群体,而她主持的黄梅戏改革才刚刚开始……”
       然而,我没有获得说话的机会。因为一天又一天,没有接到一个电话,没有听到一声敲门。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念念叨叨地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当然与眼下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但是,造成你现在这样的处境,主要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的官员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以为政府讨厌我了。他们在这个当口把你更换掉,是一种响应,也是一个机会。”
妻子没有反驳我。是的,说到底,是我害了她。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
        一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在合肥桐城路的人行道上堵住了马兰。马兰一看,是严凤英的同台姐妹,也算是自己的艺术前辈。老太太一把拉住马兰的手,说:“又是三十八岁,他们怎么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刚说两句就哽咽不止。马兰抚着老太太的背,不知说什么好。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诚恳的问候。现在,大家听说“上级”不再理会他们的女儿,大多数笑脸和问候都立即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就决定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朋友,却少而又少。

        马兰很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她写了几封信给安徽的有关领导,要求办调动手续。她想,如果那里同意办,再在深圳找单位。但是,每封信都石沉大海。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楞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第六节(继续领跑2)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购买那房子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属于同一个宣传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我又问:“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呢?”
        他们说:“现在中国法学界有些人把比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公众人物’,说他们不够成熟,法院要锤炼锤炼他们。”
        我无言。但最后还是嘟哝了一句:“难道是中国法律成熟?在上一代‘公众人物’巴金、老舍、严凤英全都陷于大难的时候,它在哪里?”
        当然,这些法官也会让上一代的“公众人物”接受锤炼。可惜“公众人物”不争气,大半给锤炼死了。

        住在深圳也成了问题。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尽管我心里还在争辩。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汇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这次回上海,发现这座老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深圳。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很多“超市”的涌现。我陪着爸爸、妈妈去了一次徐家汇的东方商厦,把两位老人家吓着了。他们辛劳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世间居然有那么多光鲜的物品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但对这种自由,他们一时消受不了。走在里边,他们觉得自己又土又老,怕走错路,说错话,直到出了大门,才舒了一口气。
       我陪着他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对面,隔一个热闹的路口,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货商店。这种百货商店是爸爸、妈妈熟悉的,但我不想陪他们过去,怕他们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难过。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他说:“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绝大多数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转制后很可能倒闭,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
      “老职工?”我突然问:“你们的退休职工中,有没有一位很像观音菩萨的老阿姨?”
      “她姓什么?叫什么?”经理问。
      “不知道。”我说,“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过棉衣柜台。”
      “老式百货店分工不明确,这么多年了,人员变化很大,没有名字很难找,我问问吧。”他说。
谈到后来,经理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他说:“我们商店的很多职工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如果你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对这家老式百货店在大大小小新兴“超市”的包围下前途如何,毫无把握,但还是决定参股。对于经过盗版集团一轮轮洗劫后偶尔留下的一些钱,发现自己能够自由操纵,我享受着一种侥幸中的不计后果。但是,有时想到我和妻子两个已经不上班的人的今后生活,又觉得自己过于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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